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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中国航天员摇篮
《望东方周刊》    2009-01-31 20:41:01    总评论数:0    总访问量:3613
在前苏联航天员加加林上天后不久,中国也开始悄悄酝酿载人航天计划,准备建造宇宙飞船,并设想在1973年发射升空。这艘尚未问世的飞船被取名为“曙光一号”。 1968年4月,在北京圆明园附近一个安静的院落中,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诞生了。研究所主要承担载人航天领域中与人(航天员)相关的医学和工程的研究及研制工作,包括航天员的选拔训练、医监医保和飞船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技术等。 一位老航天人回忆,当时主要是搞基础研究,如进行了小狗上天的试验,改装了第一架用于航天员失重训练的TF—15试验直升机。 1970年10月,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专家,制定了选拔航天员的标准。 1000多名歼击机飞行员被“过筛子”,初选出80多名飞行员,集中特殊检查,最后只留下来十几个。那时,人们执著地以为,任何困难通过努力都可以战胜,但载人飞船工程“曙光”初现,就不得不中断了。 1975年3月,工程正式下马。 1992年,中国决定启动载人航天工程。 1995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再次从空军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 这是一次严格的选拔,前后历时3年。首先是基本资格筛选,不仅要求有坚定的意志、献身的精神和团队的协作相容性,还因为由于飞船的载荷限制,航天员的身高不能超过1.72米,体重不能超过70公斤,还要具备600小时以上的战斗机飞行经历。接着是医学临床选拔、特殊项目检查等,最后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14人入选。 要完成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转变,需要经过千锤百炼。航天员的训练大纲虽然制定出来了,但实际操作是否可行,是否存在危险性,是否合理适度等,谁也没有实践过。因此,在航天员训练之前,航天员教练都先进行实际体验。从离心机、转椅、四柱秋千训练,到高空跳伞、海上救生,凡是涉及生理极限、危险的训练和操作,他们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医监医保医生被称为航天员的“生命守护神”。有一次,航天员在打篮球进行体能训练,一位航天员眼看要摔倒,在旁边的医监医保医生飞身扑倒在地,用自己柔软的身体托住了他。 飞船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事关航天员在太空的生命安全。在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里有一个关键部件——高压氧瓶。与地面上使用的高压氧瓶相比,它的要求十分苛刻,不仅体积要小,质量要轻,还要经受得住超强外力的冲击。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只有篮球大的氧气瓶,对产品进行振动考核时,京内外没有一家单位愿意接手这项试验,给再高的报酬也不干。因为内行的人都知道,氧瓶高压振动试验,犹如一个大炸弹,遇到一点火星,就会爆炸。最后是研究所自己的科研人员完成了这项试验。 一走进中国航天员中心医监医保研究室主任李勇枝博士的实验室,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这位中医学博士和她的同事们为每名航天员建立了中医保健档案,进行辨证分型。大负荷的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有时会使航天员身体出现某种功能的紊乱,比如疲劳、睡眠不好、血压波动等,这时中药的调理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 我国的航天食品以中式食品为主,搭配成的航天膳餐具有明显的中餐特色,符合航天员的口味。 只有60多人的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服工程研究室,负责航天服的研制工作,他们已经成功建立了一套航天服的研发体系。而美国和俄罗斯航天服的研制工作,都是由上千人的大公司负责进行的。 在2003年“非典”期间,他们利用航天服中的冷却技术,制作了相变冷却背心,赠送给小汤山医院和解放军309医院的医护人员,有效解决了防护服散热问题。1999年国庆大阅兵时,坦克部队驾驶员之间的通话由于坦克中的噪声太大而无法解决。结果在使用了航天员通信头戴技术制造的坦克帽之后,这一问题迎刃而解。航天服的密封调压、通风散热、排湿、抗冲击等技术,正转移到消防服、潜水服或工业防护服等功能性服装的开发上,将带动我国服装工业的发展。 (摘自9月22日《民主与法制时报》作者 杨永桢王成) 十 年磨“剑” ——近观中国第一代航天员生活 2008.09.26 新闻 稿件来源:报刊文摘 三航天员费俊龙在家中与爱人王洁一起做饭 一杨利伟独唱水平高是文艺节目“专业主持” 二航天员聂海胜和夫人听女儿弹钢琴 6点30分起床,7点吃早饭。时针指向8点整的时候,4个小时的上午训练准时开课。从下午2点到6点,又是4个小时训练。体质训练,心理训练,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飞船操作技术训练,装船产品训练……各种各样的训练,是航天员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下午6点,航天员坐成两桌,食用严格按照航天员医监医保要求制作的 “标准”饭菜——一日三餐都是如此。不过,晚饭是一天里难得的轻松一刻,大家喜欢聊聊天、开开玩笑。 除了每周二晚上的英语课,其他时间晚上一般是自习。自习结束回到宿舍后,好学的航天员们往往还要继续挑灯夜战,有的学英语,有的背诵飞船操作规范。 “第二天又是紧张的训练,晚上得休息好啊。 ”大队长申行运常常去敲门,让他们熄灯。 规律而单调的生活,14名中国航天员已重复了10年。 美国的航天员,到执行飞行任务前夕才集中。而中国航天员从10年前入选航天员大队那天起,就组成了一个特殊的集体。平时,他们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任务准备期间更是一连几个月见不到家人。航天员们学习、训练、生活都在一起,相处时间和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家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思。 在“神舟”六号确定乘组搭配时,航天员之间的性格、心理相容性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后来成为第一梯队的费俊龙和聂海胜,在问卷中互相选择了对方。到了“神舟”七号,这个项目取消了,因为航天员之间已经不存在相容性问题了。 我们在一起走过了10年,航天员之间的协同性和相容性已经非常协调。 ”杨利伟解释说,14个人里,几乎所有人之间都曾配对训练过,谁和谁在一起,都能圆满完成任务。 航天员平时处于 “三级隔离”——不能去电影院等公共场所。从进入梯队也就是发射前50天左右,梯队航天员就进入了“二级隔离”——可以回家,但家人要接受健康监控,航天员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进行体检,身体合格的持健康证才能上岗。 到了发射前14天,航天员进入“一级隔离”状态——工作人员对航天员家里进行全面消毒;家人和航天员在这期间都不能外出,家里不能接待来客,食品和生活用品由工作人员统一购买;家庭所有成员每天都要检测体温,工作人员也接受隔离和监控,任何人必须距航天员两米之外;即使是航天员乘坐的车辆,也都要进行消毒。 在严格训练之外,14名航天员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精彩一面。 杨利伟有着一副好嗓子。他还是文艺节目的“专业主持”和航天员中心百米纪录的保持者。 43岁的费俊龙是航天员中的“才子”,他爱绘画、书法,还是航天员四重唱组的一员。 有人说,如果让航天城里的女性投票,或许翟志刚会成为飞天第一人。这位浓眉大眼、英俊帅气的航天员,在当飞行员时就曾当过《中国空军》杂志的封面“模特”。翟志刚颇有文艺天份,航天员们办舞会,他肯定是满场飞的那一个;模仿赵本山也是他的拿手好戏。 他还是出了名的孝子。考上飞行学院后,一个月12元的津贴他只留下两元,其余全部给母亲寄回去。儿时家庭生活困难,是母亲用卖瓜子挣来的钱,供他上完了学。 与能歌善舞的黑龙江老乡翟志刚相比,42岁的刘伯明比较内向。被教员们评价为“爱思考、爱钻研”的他,是航天员中英语最好、身体弹跳力最好的一个。 1997年景海鹏的儿子出生时,两个月里都没有取名字。景海鹏坚持要等到航天员入选通知到后再取名,因为他坚信自己能够入选。两个月后,他果然等来了通知书,孩子也由此得名“景宇飞”。 14人——中国航天员的总数。然而,还有好些名字不为人们所知。神六发射时,杨利伟曾向本刊记者坦陈,神七任务还是由第一代航天员来完成,“但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就没有机会执行任务了。 ”他说,作为中国第一代航天员,他们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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