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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之1981年--我想回家
南方网供网易特稿    2014-11-24 10:29:18    总评论数:0    总访问量:4385
许多年后,当我已成年,能一点点理解当年记忆中的许多细节时,我才真正体会到1982年,对我的父母来说,能实现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回故乡的梦想,其间的幸福有多么的复杂。 文/魔鬼教官 我第一次看到真实中国一面的震撼性记忆,是在1982年岁末的火车上,当时我12岁,正举家从新疆迁回湖南。我清楚记得,火车从进入甘肃柳园车站起,每个小站停靠,窗口下都挤满高举着各种残破容器的黑瘦的手,车上的旅客则纷纷将自己没吃完的食物一股脑倾倒在这些容器中。直到靠近兰州时,这种场景才逐渐消失。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个从曾不知道的中国。 父母告诉我,当年他们从相反方向经过这里时,看到的比我看到的还惨烈:拥挤在车窗要饭的人,十五六岁以下,几乎全部是赤身裸体的,穿着衣服的成年人,很多人都只有一件缀满补丁的长衣服遮羞。 当时,在火车途径的任何一站,只要车下有人叫卖,我父母必定会买来。在天水车站,我们家包括6岁的妹妹在内,四个人各抱着一只烧鸡大啃。车内车外的巨大对比,要我良心非常难安。而对我父母这一代省吃俭用的人来说,这种消费豪情,此生似乎仅只一次。因为这一年,我父母实现了最大的梦想,回到故乡。 1980年以前,在我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是一棵树,他被安排长在什么地方,死时他也应该在什么地方。那时,我们全家都"生长"在新疆建设兵团农七师的一个团场里。我长大后,要么去参军保卫祖国,要么像父母一样在这个农场一直到老死,我从没想过还有其他可能。 但自1980年暑假开始,我熟悉的这个世界开始融化松动,一位最要好的同学,姐弟三人暑假后竟然都留在上海没有回来,我不知道,当时他父母和所有上海知青正酝酿着集体返回故乡。从那时起,我才注意到,经常有人因为在上海、北京或南方的父母被平反,突然从这个农场消失回到了故乡,而另外一些人则为寻求落实政策开始上访,那时起,父辈们整天兴奋议论的都是谁谁正在联系回到原籍。 1981年初,人们传说南疆的阿克苏地区的上海知青闹出了很大动静,传说,所有知青都可能因此回原籍。我周围的世界在发生解体式的变化:知青在一个个走掉,"新生人员"及"新生人员子女"在一个个走掉("新生人员"系指经过人民政权系统改造,被释放"获得新生"的人),而我们的学校,也经常会有老师或同学突然消失。我开始听到一个从没听过的、非常有文化的成语:"叶落归根"。 这是一个幸福和希望在每个人心头跳跃燃烧的时代,许多根本不可能回到故乡的人,也纷纷在这股风潮下到离别几十年的故乡探亲。在那个日日变迁的时代,周围突然被幸福砸中的,注定只能是少数人:可以回家的知青是少数,突然补发了工资的被迫害老干部是少数人,突然得到巨额国家补偿的资本家的后代更是少数人......但人们像今天传诵某个彩票头奖者的传奇故事一样诉说着某人突然降临的幸福,人们在艳羡、和祝福中重燃自己生活的希望,这是一个被空前的幸福感和希望感传染的时代,我相信我们这代人此生再无法碰到这样的时代。 我父母既非支边人员,也非知青,更非落实政策后可以得到一笔意外横财的资本家的后代,用现在的说法,是盲流,而且是那个时代钻了开发边疆缺少人力空子的出身"阶级敌人"的盲流。1966年,我母亲带着一卷席子、一口袋炒麦子从湖南投奔新疆时,给姨妈的信里有这样的话:"亲爱的姐姐,永别了"。她说,那张长沙到乌鲁木齐的火车票,真和今天拿到地球到火星的单程飞船票一样,那么远,去了自然就再不会回。我父亲比我母亲早两年到达新疆,他16岁时就开始往外跑,每次都认为将从此与亲人永诀。  1974年,我父母带着我曾到湖南探亲一次,算圆了回思乡梦,但从没想过要迁回湖南,所以,1981年,在一些人变卖家产时,我们家还加盖了两间房,不过,新疆掀起回内地风潮时,我父亲在短短3年里,两次找到了到湖南出差的机会,也算"叶落归根差可拟"了吧。 当时,所有成人世界激动议论的变化,都会感染到我,唯有"叶落归根"这件事,令我忧喜参半,因为对父辈来说,他们在此,是特殊时代下被动或主动的扎根,当特殊环境松动,就会重新连根拔起,对我这样的第二代来说,我生于斯长于斯,根即在此,父辈的纷纷叶落归根,是我熟悉的世界一日日的解体,我心怀恐惧。 1981年底,轮到我们家陷入即将返乡的幸福漩涡中,我得到这个消息那天,母亲捏着信流着泪笑着。----也许从他们燃起希望到突然有了实现的可能,是个缓慢的过程,但在我也许出了差错的记忆里,应当有这样一个喜极而泣的场面。因为从某一刻起,几乎整个1982年,我家的气氛就一直处于春节的狂欢之中。多年愤怒抑郁的母亲先是宣布,如果拿到了商调函就立即戒烟,然后是如果拿到调令就戒烟,在然后是拿到出疆证就戒烟,而我父亲则突然开始不断强化自己的湖南口音。父母的湖南同乡到我家的拜访明显增多,或取经,或分享幸福,或集体思念故乡。 他们思念的故乡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我记得一位湖南双峰的老"新生人员"探亲回来后,在我家曾脱下鞋袜,指着脚底板说,你看,从我被运送到新疆开始,我的脚底板开裂快三十年了,每年冬天干活时,经常会出血,脚和袜子沾在一起,疼得眼泪直流,我这次就回去一个月,脚底板的口子全都好了。我父亲附和说,是啊,每次回湖南出差,手上这些裂口全都会自动愈合。----几乎每种南方和新疆都有的东西,在他们嘴里,南方的出产都自有其神奇之处。 父母对故乡的热情,要我也日甚一日地向往湖南,而湖南可供我向往的,是动物园,是水泥马路,是楼房,是湘江大桥,是大桥下的船。其实,这些在新疆建设兵团见不到的现代城市的外在元素,在我3、4岁随父母探亲的记忆里,就很清晰地能分辨,它们只属于长沙,而长沙之外的湖南农村,其实比起新疆的建设兵团来,则是远远不如的。不过,当湖南变成全家人一个可及的梦想时,这种差别全都被故意遗忘。 1982年,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太过漫长的假日。暑假之前,我就擅自不到学校上课了,一贯严厉的父母根本没有过问,他们也以为一两个月后就会回到湖南。 之后,我迎来了天天诅咒官僚主义低效率的日子。因为,我父母调动的正式手续直到新疆下了第一场雪后才到达。每个小学生都盼望没有作业的假期,但这个假期若长得没有尽头,没有一个玩伴,没有一个闲人,没有一个可以打发时间的地方,其滋味你可以想象。后来,我甚至故意做出许多无聊举动,希望愤怒的父母踢着我的屁股把我重新赶回学校。 然而,在一个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的梦想即将实现的前夜,我的父母出奇的开通,出奇的宽容,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可以溶解一切。 许多年后,当我已成年,能一点点理解当年记忆中的许多细节时,我才真正体会到1982年,对我的父母来说,能实现回故乡的梦想,其间的幸福有多么的复杂。 我记得,在1982年12月底,在乌鲁木齐西站等待回湖南火车的日子里,我被父亲整天带着进城采买驼毛、葡萄干等新疆特产,我在雪地里辗转赶路又累又冻地快绝望麻木了,而沉默的父亲却永远沉浸在他的幸福世界里。那些土特产,一部分用于感谢湖南那些为调动批过字的各路神仙,而另外一部分,则是送给根本不识这些东西珍贵的老家亲戚熟人,为采买这些东西,几乎耗尽了他们多年省吃俭用的积蓄。 当葡萄干从新疆农场职工特有的关节粗大裂痕斑斑的手交给那些南方的黑瘦的手中,甚至那些当年曾在批斗他们的父母时毫不留情地挥舞过的手中时,我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听到了他们在寒冬酷暑中几十年一直紧张的脊梁,终于舒展开的噼噼啪啪的声音。 1982年回乡的火车上,我母亲能提前告诉我们下一站有什么本地特产,她清楚记得1966年离开湖南时,每一站人们贩卖的当地饮食特产。 那天,我妹妹把手中的烧鸡只啃了几口烧鸡就不想再吃,我母亲故意嗔怒着说,好家伙,给你买了烧鸡你还不满意啊,你们这些蜜罐子里长大的家伙真是被惯坏啦!你们这样下去会忘本的,会忘本的!  “你们知道吗?1966年冬天,我坐火车到新疆,也是在这里,有一个人坐我对面,他买了一只烧鸡,就一个人那么吃,我从来没见过就这么吃一只鸡的,我们家过去当大地主也没这么吃啊。我当时就一袋炒麦子,天天就吃这个,看他一个人吃烧鸡,我馋得要死,好几次想主动和他说话,想他也能请我吃一点。可他就是没看见我馋,我当时就霸蛮想,有一天我也能这么吃一只烧鸡,你看,我们现在是四个人一人一只烧鸡......” 在1982年的最后几天,我的父母以他们积蓄了半生的力量,心疼地狠狠地报复了过去所有的苦难,向过去作别,而未来则与新年的太阳一起在正前方冉冉升起,其幸福当何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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