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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之1991年--我要去海边,我要闯深圳
南方网供网易特稿    2009-01-30 15:20:00    总评论数:0    总访问量:4936
一 我是东北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起过,在遥远的地方,有大海,海边的生活没有冬天。这让我无限向往,尤其在那些漫漫无期的零下二三十度的日子里,黑洞洞的夜还没谢幕,我们就已经踩着积雪“咯吱咯吱”上学了。风是那么的凛冽,嗷嗷叫着,拿刀刮我们的脸,拿针刺我们的骨。赶上风雪大的时候,简直就是走一步退半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一遍遍发誓: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到海边去。我一定要离开! 1991年6月,拿到结婚证的第3天,老公就怀揣着800元钱上路了;7天后,我也启程了。我们擅自决定放弃内地的工作,去闯深圳。我走的那天,妈妈哭了又哭,送了又送,直到我坐上汽车,她还在车下哭。最后竟至不能控制,挤上汽车,跟我到火车站。一路上她不停地哭啊哭,反反复复问我一句话:“放弃国家干部不当,非要去南方当盲流,你为什么呀?我们在这里活了一辈子,挺好的,怎么你就活不下去?我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难道是为了你今天去当盲流的吗?” 启程在我是寻梦,在她则是梦碎。 她无法理解我对海边生活的向往,她更无法理解大学给了我梦想、却又让它在89年的夏天幻灭在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我对国家前途丧失信心,对国营体制缺乏信赖,对按部就班的教师生涯更毫无热情,我不想活在一眼就望见终点的“知道里”。深圳,既有大海,又有自由,还有两个我所不知道的名词:“招聘”与“竞争”,我模糊地觉得那可能会是未来中国的方向。我想,既然我们注定是蝇营狗苟的一代,那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吧。我要去寻找大海,寻找“不知道”的未来。 二 1997年的一个早晨,我打开电视,看见香港电视台的记者在深圳街头采访,拦住一个骑单车的人,问:你知道邓小平去世了吗?你怎么看?那个男人说:我不知道,我不信,我要看我们大陆自己的媒体报道。我赶紧穿上衣服,去上班,到了刊社,消息确实了:老人家果然逝世了。我一时间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 我为老人家没有看到97回归而遗憾。 我跟很多深圳人一样,深深地感激着、热爱着这个老人。 91年的深圳还没有人才市场,找工作都是看报纸,或拿着简历挨家公司去敲门。经常,他们把我的毕业证看一眼就破纸一样地扔回来,然后用白话问我:你仲会做乜吔?我就默默地看一眼我的大学毕业证,看一眼中文专业,然后转身离去。我一次次知道,我是一无所有的人,不仅没有钱,没有地方住,挨饿,买不起水喝,我还没有尊严。 我把自己输得干干净净。 在我一天只能靠两包方便面一包榨菜果腹的那段日子里,我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是怎么走着走着,就把天下的路给走绝了的呢? 深圳满街都是年轻人,让人不由自主有种“加入”的冲动。红荔路旁,开满了一簇一簇的扶桑,红红的花,绿绿的叶,在雨中微微摇曳。格兰云天傲然一隅,英姿飒爽。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我从哪里来,只要一看见天虹商场和格兰云天那一排排的楼房,我都会不由自主的涌上一种感情:深圳,我多么爱你,这才是我要生活的地方! 因此,我一次次告诉自己:这里就是我的家,我的归宿,我一定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很多很多个夜晚,我和老公倚在西乡的一个小桥旁,望着农民那一排排小楼,一边奢望着50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套这样的房子;一边盘算着,照我们每月500元收入的条件,省吃俭用约10年,才可以买得起一台电视,房子肯定是无望的了——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留下来,活下来,不被淘汰。我们根本不敢奢望太高太远的富庶未来。 92年的一天早晨,我出门准备去找工作,却看见各个银行的门口,都三三两两地排起了队,人和砖头混站在一起。我想,这可能就是老公兴奋了很多天的新股抽签吧?于是赶紧找来几个砖头,也在我的前后摆上,然后就坐在那里,整整一天,烈日当头却不敢须臾离开。那年那月,不要说手机,连什么叫BB机都不知道。到了晚上,老公下班后找不见我,就一家一家银行门前去搜,看到我果然在占位,他欢呼雀跃,赶紧雇了10几个民工,把我换下来,然后,就四处打电话,找同学帮借身份证。那队好像排了两三天,终于人山人海,近乎肉搏,我觉得我都快崩溃了,可是老公却一定要我挺住,他说:中了,我们就发了!发了啊!!! 发了,在那个时候,就意味着可以拿着朔料袋,装几捆人民币和港币,当街行走,如入无人之境。 发了,就意味着,周末我也可以去国贸免税店逛逛,用港币购物,去中英街吃芒果。 发了,我就不用在找工作的时候,舍不得花车费而一走五六里…… 发了……是那个时候每个闯深圳的人的梦想。 可是,我们“中”了,却还是离“发”很远。 我们需要的钱似乎更多了,经常为不知道上哪里去筹那原始股的钱而辗转反侧。 三 93年,我们双双跳槽,进了关内,租住在科技园后面。薪水有了很大改观。可是,每天,我依然还要用煤油炉点火做饭。每个月,都至少发生一起盗窃事件。好在我们家跟当时的国情很吻合,一穷二白,因此也就无所谓丢失。我们家那时最值钱的、第一个资产是一个熨衣架,我主张购买的理由是既可以当桌子,又可以熨衣服,还契合30平米的面积。 有一天,老公加班回来,兴奋地告诉我,我们终于够钱买一台电视了。我赶紧跟他兴冲冲跑到天虹商场,选了唯一可以购买的21寸华强三洋。我们记得抬电视抬回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而我们却丝毫没感觉到黑暗,那种平生从未有过的快乐,正如一轮红日,在我们的头上冉冉升起,照亮了脚下每一寸土地。 95年的一天,老公神秘地跟我说,我们家可以买房子了。我觉得简直像天方夜谭,股票起起落落,拿什么买呢?他告诉我一个词:按揭。他说银行会替我们先付钱给开发商,然后我们分期,每月还银行一部分钱。然后,他骑单车,一路坑坑洼洼的,把我载到很远很远一片荔枝园的后面,指着一个大坑,告诉我,房子就在这里,现在买就叫“楼花”。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事情,银行会替我付钱买一套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楼房,于是就跟杂志社同事打听,他们也都摇头,表示这种事听说只有香港有,深圳还闻所未闻,估计是某种欺骗行为,切勿上当。可是,我老公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说主意已定,只需我跟着他去办手续就行了。于是,糊里糊涂的,我就跟着签了一堆合同,从此成为中国差不多最早的房奴。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周日就只有一个去处,就是骑单车去工地。我们守在那里,看着桩子一根一根被打到地里,又看着一栋栋楼,青笋般从地里长出来,心里充满了喜悦。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也跟着被种了下去,被深深地钉了下去,也脱胎换骨地长了出来。那种有盼望的喜悦,是能让人战栗的。 四 96年春节一过,我就搬进了新居。 接着,户口也应声而落。 97年一月,我们在工作之余,还拆借了一点钱,雇了一个人,在华强北一家电器城里,开起了商铺,经营影碟机和光碟。 似乎一切都在向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 深圳六年,我们一直蝼蚁一样的,忙碌着我们的人生,向着我们最原始的目标——闯下去,留下来——而努力。我们从来没有时间回想过去,关注中国,总结哪个人的一生。深圳人的哲学,就是务实的管好自己的人生,向前看,不要向左向右看。 邓小平的离去,让我们终于有机会回味了一次来时路。我深深的感激他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给了我们通过竞争创造人生的机会。 那天傍晚,成千上万的深圳人,开始陆陆续续地、自发地前往大剧院那边的小平画前,鞠躬和献花。满地的鲜花一卡车一卡车被拉走,又被后面来祭奠的人一束一束地堆满。而我,则坐在华强北我们家的店铺里,一边跟老公招呼客人,一边在间歇的缝隙,遥祭邓公。我没有去鞠躬,因为怀有身孕,怕人多拥挤发生意外。 97年的秋天,儿子出生了。从此,我们和深圳彻底血脉相连,我永远成为了这座海滨城市里的一员。我所有的梦想都几乎都是在这里得以实现,因此,我爱深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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