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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之1988年--面朝珠峰,我也想爬上去
南方网供网易特稿    2009-01-30 15:14:35    总评论数:0    总访问量:1536
我和曹玉春并排蹲在海拔5100米的绒布冰河边,撅着屁股,面朝珠峰。 那天的天气真他妈的好!风很小、天蓝得发黑,珠峰峰顶的旗云很小,而且像是固化了一般,几乎看不到变化。这可是一等一的冲顶好天气。 在一番痛快的“屁滚尿流”的酣畅后,曹玉春冲着珠峰冒了一句:“他妈的,我真想爬上去!” 是的,“妈的,你说得对,我也真想爬上去。” 说完,我们提起裤子,回帐篷了,这事再没提起过。 那是1988年的4月底,离中日尼三国登山家双跨珠峰的突击日没有几天了。 1988年的中国,除了内部汹涌的“价格闯关”,说起来一切都那么阳光祥和,我的心态就像我在那篇《伟大的跨越》里写下的那样:没有越不过的高山。 不过,人生变幻无常,人生的梦更是如此。 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我以为人生之梦通常有这么几个特点: 愿意被主动提起的,大抵后来或多或少成了实现,更多的还没萌芽就死掉了,往往就羞于或不屑提起,比如我曾经想做个画家、也曾想做个音乐家。对于现在连圈都画不圆、五音也不全的我,再提这儿时之梦就有搞笑的嫌疑了。 它的另一个特点是,萌生之初也许极其强烈,却偏不能付诸行动——就像偶遇绝色女子,虽然当即就能产生把她搞到手的强烈冲动,最终却被“自惭形秽”的“理智”自我挫败一样,过过嘴瘾也就过去了; 此外,它有时还像网络的下载工具,具备“断点续传”功能,一个不经意的梦被外力中断多年,自己似乎全然忘却时,时不时不经意中又被触动了开关……这种断断续续的梦怎么形容才好呢。打个比方吧,我觉得这有点像一个熬了几十年的老光棍原本自以为六根清静了,突然因为有可能娶上一门媳妇,结果上下四根老肢便乱颤起来。 我的珠峰之梦算是哪一种呢? 这事说来就有点复杂。 其实,我去珠峰完全是偶然。1987年底,为了双跨珠峰活动,中国登山协会圈定了八家媒体,并分别发去传真,请这八家媒体各派一名记者前往珠身参与报道。 别小看这样的邀请,当年这可绝对算是相当高级的政治待遇,但传真发到《人民日报》转至教科文部,部主任面对这个“政治任务”却头痛起来,派谁去风险莫测的珠峰好呢?最后,他决定派刚分来的大学生小李去,新来的人没有家室拖累又不敢不听话啊。那时不要说珠峰,在内地人的眼里,就是去拉萨都算是高风险地区了,以至于几年后人民日报有人坐着越野车走了趟青藏线,居然还能扮演英模一般地巡回演讲了好几回呢。 有一天我在报社大院遇到小李,看他哭丧着脸,便问怎么了。小李便述说了他被强派去“鬼域”的事,他说真不知将会面对什么可怕的事。我听了,马上对他说,这样吧,我愿意去,我去找主任说。小李听了掩饰不住惊喜连连说:好,好。现在咱就去找主任吧…… 呵呵,人生就是这样——并不是你因为有梦而行,而是行动中不知不觉有了梦。 回想起来,“他妈的,我也想爬上去”的确也可以算是《我的一个梦》了。但它最初就像突然遭遇了仙女,全身被电击到不能动弹了。 5月10日,就要告别珠峰那天,我在帐外痴望了神女峰很久,滋味未名地在心里对自己说,“永别了”。 海明威说:命运是个奇妙的东西,无论花多少钱,我都要去买一点。是啊,命运的确奇妙,不过对中国人来说,命运通常不是买来的,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第一次去珠峰就是如此。 80年代以前,去珠峰比六七十年代方便不少,但与今天相比还是太困难了。前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1988年在大本营对我说,据他推算,有史以来,到达过珠峰北侧大本营的人,可能只有五百人左右。至于登上顶峰的人就更容易统计了,那年李致新作为唯一的汉族登山运动员登顶成功后,在国际登山家登顶珠峰的名单排序上标注的序号是222。 那时去珠峰除了交通仍然困难,还有个重大瓶颈,中国人太穷了,如果没有“国家行为”,高海拔登山就是不可能的事。当时仅仅一套高山保暖的装备费用(价格相当于3000多元)与我们的收入(月薪97元)相比就昂贵得无法支付了。这个费用还不包括登山的技术装备,更不要说协作的费用,这些费用累加起来,不要说登珠峰,就是6000米的雪山之梦,哪怕这愿望再强烈,也会被立马掐死。何况一年后我便遭遇了血色黄昏,为了生计,我的一帮兄弟甚至打算给我凑钱,买个“面的”拉客了。。 可是谁知道呢?登山对有些人来说,有点像吸毒——很刺激——“一次吸毒,终身戒毒”。虽然那一幕血色黄昏让我曾彻底断了珠峰的念想,但因为登山结识了李致新、王勇峰、仁那、次仁多吉、边巴扎西这些朋友,要想“戒毒”就几乎不可能了。经常的聚会,关注他们的行动和安危,就成了我生命中断不可少的部分,而他们也总是很希望我能再次和他们同行。因为这,1996年为了痛痛快快地与他们共同参与冈底斯山脉的穷姆岗日、冷布岗日的攀登,我索性辞去了《南方周末》的工作。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个重大变化也在左右着我的珠峰之梦。1992年小平南巡导致的中国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十年后终于也波及到了喜玛拉雅,民间的商业登山活动开始爆发。于是,便有了我在2003年以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的名义,二上珠峰。接着又有了2007年为测试奥运火炬上珠峰活动的通讯设备测试三上珠峰、四上珠峰,以及哈巴、玉珠、启孜、唐拉昂曲等雪山的攀登…… 当交通、费用,甚至机会都不再是障碍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却来了:我真有过登顶珠峰的梦想吗?我咋觉得现在不那么迫切了呢?如果说以前我在山上扮演的角色都是“记者”,但商业登山的机会大把,完全可以转换角色嘛。 几年前,我曾开玩笑地对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尼玛拉(现为西藏登山队队长)说,等我60岁退休后,你派几个得力的学生帮我圆圆珠峰的梦吧。尼玛校长爽快地答应了。不过这个对话遭到了很多弟兄们的嘲笑,说我是叶公好龙。 是啊,为什么呢?有时我也自问当年在绒布冰河边上拉野屎时的那种强烈冲动咋就变得像清茶一杯了呢。也许,现在高度的商业化和强有力的登山保障,已经使得珠峰登顶不再那么刺激,不那么有成就感了;也许8千米以上的攀登,还是太他妈的累人了,也许确实是心态已老了。谁知道呢? 不过,我有把握说的是,站在地球的最高处,的确是曾有过的梦想。至于这种梦想最终是否会付诸行动,我不知道,也许天知道。呵呵,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梦,但不一定是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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