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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之1992年--开个书店有书看
南方网供网易特稿    2009-01-30 16:18:42    总评论数:0    总访问量:1841
说清楚“我的中国梦”,很难。但有一点我清楚,我的中国梦,就是有一天,我能做中国梦! 一 有过“中国梦”以外的梦想,个人的梦想。 儿时,梦想几种职业,导演、教师、乐队指挥。除教师梦暂短实现过,其他都还是“梦”。开书店,是更小的梦,甚至说不上是梦,特定年代的愿望罢了。但书店梦,做得很早,原因简单:不幸遗传下看书的嗜好,却生在只有几种书全国一起看的年代,后来有书了,但排队者买不到,等书多起来,钱又缺了。所以,书店梦,做了十几年:到我们镇那个小新华书店的柜台后面去、到西安大新华书店的办公室里去、从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后门进去、到西绒线胡同的里间去……对书店的梦想从几岁一直到上大学。 只是整个八十年代,读书、写报告、全国各处调查、折腾,倒没想开书店。因为那时我做的是“中国梦”,饱含理想主义、有信念的中国梦! 1992年,已过而立,大难未死,来日的生死也只能靠自己了。本着力所能及的原则,真开起了书店,直到今天。 人总是愿意将自己亲历亲为的事情赋予意义,以便为自己找到没有实现其他梦想的合理解释。一个儿时的愿望,竟被文字称为梦想,而在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中,因缘际会,却也越发清晰如何在开书店这种没完没了的活儿中,不离弃当初的梦想。 二 接到编辑的命题作文,一愣。“中国梦”?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上世纪的中国的梦魇中,儿时不做“恶梦”的人恐怕很少。1966年夏秋之交,父亲怎么被“带”走的,我不记得,也并不知道。妈一个人支撑10口之家。直到1982年父亲的冤案才彻底“平反”。 1967年,入小学,我的一位老师练毛笔字时将一滴墨水溅到伟人画像上,被无情“专政”,每天早晨全校学生都能看到她扫地、生炉子的屈辱身影。 1974年,因反对年级主任极的左“教改”做法,我与同班其他五个同学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县公安局介入,据说看到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案子没进行下去。可学校勒令各年级、班级批斗我们,我不服,想起父亲的遭遇,在母亲鼓励下,坚决退学,做工去了,直到我77年返校。两年多退学生活,跟着哥哥脱坯、盖房、拉沙子、砸石子、烧锅炉、长途运输,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但无怨言,因为自由,还有钱挣。 1976年春,4月天安门事件,消息很晚才传到边疆小镇虎林,广播里阴沉而铿锵的声音,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我却已经清楚地相信:死的人将是烈士,抓的人将成为英雄。 1976年秋,9月、10月事件相继上演。越年,我回到学校,被恢复学籍,相当于“平反”。 1979年夏,我考取大学…… 所以,我的中国梦的种籽,便是在上世纪66年种下,74年发芽,76年抽茎,79年之后疯长。 三 1984年,读研第二年,第一次参加发展所、体改所组织的城市改革调查,我被分配到华东组,地点南京。1985年,被中共的北京市委组织部借用,参加干部体制改革调查;1986年,留校任教,同时被借调中共的中央组织部青干局,参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案研究、设计;1987年,被借用到中共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方案研讨第一组;1988年,被体改所借用,参加深圳深化改革方案设计;1986-1989年,被借用到中共的北京市委组织部一家研究所,参与专题研究。 所有上述活动与有幸参与其中的,我们这些人的“中国梦”,都非常契合。所以我们夜以继日,勇当先锋,精力充沛,“打起背包就能出发”;精益求精、现学现卖、分文不取,心甘情愿,“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整十年,阅读的盛宴、思想的盛宴、工作成果的盛宴。幸存下来的一箱“调查报告”,应当还在书店地下室的库房里,都是500字作文纸手写的,纸上的红色台头多种多样。 如果说我有过中国梦的话,1984-1989年,我那6岁时种下的中国梦,一瓣瓣芬芳绽放。我领受的最后一个研究题目,是“北京市局级干部称职程度调查”,1989年年初完成。 四 我在1991年返校,婉拒校方安排,婉拒各种“补发”,如同17年前拒绝挨批,坚决离校,头也没回一下。“好意”,我已无法接受。 五 在北京北郊一座当年苏联人援建的建筑物中,我前后生活了20个月。伴随我的,是《英语名人书信选》、《圣雄甘地》、《正义论》、《罗斯福传》、《印度的发现》、剑桥中国史系列、《资本论》、《论语译注》、《庄子浅注》、《唐诗三百首》……那座建筑物里,还有一个可能不小的图书馆。每几周一手推车书,大概三五十本。20个月,读的书,超过大学四年几倍。它们是我继续中国梦的养料。同时,也催生了儿时开始做的书店梦。在我们什么都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只要一家书店,养家糊口之外,或许是中国梦小而又小的寄托所在。自制一张安静的读桌,把整个屋子全堆满书或许做得到。 后来发现的书店的非凡表达能力,在当时还不清晰,但有感觉,有认识。 六 菲茨杰拉德在《书店》中告诉我们,在《洛丽塔》成为禁书的时候,正是“老屋书店”破天荒地定购了几百本,并在橱窗中陈列,让那个英格兰南部小镇的读者可以读到纳博科夫。刘易斯?布兹比在《书店的灯光》中写道:“图书的自由贸易是社会民主制度的基石”, “几百年来,书店一直是捍卫表达自由权力的阵地。书店向来是交换时代思想的市场,在塑造公众话语方面起到促成的作用。”通过布兹比,我知道了,在北美所有大型连锁书店都不敢销售拉什迪作品时,是独立书店不畏风险,承担起向读者销售拉什迪作品的重任。钟芳玲在《书店风景》中讲到北美著名的城市之光书店,在9.11之后,公开反对布什政府的战争政策,在庆祝书店被市政府列为“文化与建筑地标”的仪式那天,其外墙上打出“Dissent Is Not Un-American”(反对并非非美国)大条幅。 多年来,不止一个研究报告,谈到九十年代中国独立书店作为公共讨论空间的意义。 没2004年,包括我们在内中国42家独立书店,联名上书有关部门,抗议一些人对三联书店人文传统的肆意践踏,是为1949年来民营书店首次“集体行动”。 七 史载,1949年以后,最后一家独立书店于1956年消失。到1978年,独立书店作为一个物种,还在分娩前的剧烈阵痛之中。1981年后,行业最高管理当局,多次出台允许办个体书店政策,但收效甚微。1992年,我的书店开办,还是借鸡下蛋——挂靠,93年“正名”,仍是戴红帽子。直到中央政府下决心发展民营经济,摘红帽子的改制工程才于1996年开工。书店彻底恢复独立面目,已是2001年的事情。这一年11月,中国入世谈判修成正果。 15年来,我的书店全力推荐许多作品,像《城市季风》、《大国寡民》、《历史深处的忧虑》、《顾准文集》、《中国的道路》、《潜规则》、《枪炮、病菌与钢铁》、《朱熹的历史世界》、《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夹边沟记事》、《不肯沉睡的记忆》、《丧家狗:我读<论语>》、《宪政与主权》、《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等等等,难以计数。 八 有时我不免想,一个儿童时关于书和书店的遥不可及的梦想,是怎样发展到可以全力推荐上述作品的呢?我们15年来所卖过的书籍,就能充分反映中国这十几年的变迁。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开个书店有书看”的幼稚想法,成了几十年后一间卖过很多好书、存有很多好书,有很多读者、很多书友的,还算不错的书店?小曾的命题作文,让我有机会认真想这其中的原因。 我的结论是:寻求一个公正、自由、机会均等、以达到通过制度,人民能选择精英有效地治理社会,是我的梦,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梦。这梦,在1978年,如决堤的洪水,冲开了紧闭的大门。虽然自始至终有人试图关上,但终将是黄粱一梦。我有幸侧身其间,与有荣焉。 九 没办法,从儿时到年奔五十,我期盼的还是能做中国梦。 虽然胸中常积郁到难以承受,我仍然相信,这梦离我们并不遥远。 (刘苏里:生于1960年10月,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1992年创办民营的北京万圣书园,主营人文、社科、古籍、辞书、艺术、文学等书籍,发展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学术书店,并逐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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