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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汤敏:从不后悔谏言大学扩招
    2009-01-31 22:18:33    总评论数:0    总访问量:1078
经济学家汤敏:从不后悔谏言大学扩招

汤敏接受采访。(记者 高鹤涛)

    我不后悔谏言大学扩招

    他是一名经济学家,但他却从不放弃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他说教育直接关系着国家命运;他曾是一名中学教师,又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因此对于30年来高考及高教改革的历史变迁,有着切身体会;作为一名理性的经济学人,他在不同场合皆表示,人才作为教育产品最大化地满足了市场经济的需求。他被冠以“扩招之父”,多年来扩招利弊争辩从未间断,但他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立场。

    2007年,在恢复高考30年之际,记者为你讲述经济学家汤敏与高考的故事。

    当初只想当好中学教师

    “77年的高考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我不能说自己现在很成功,但是肯定比没上大学的要成功。”汤敏常常用这句话勉励面对困境的学生。

    1971年,知青下乡插队,高中学历的汤敏也跟着下乡插了两年队。“作为66级的学生其实连初中都没上,高中也就断断续续读了两年。”汤敏说,“刚进学校,‘文革’开始,放假停课,到该出学校时还没正式开课,初中三年几乎在放假中度过。”那时候在他脑海里盘旋的只有毛主席语录。

    1973年,在那个充斥着读书无用论、人才奇缺的年代,汤敏因为上过几年学而被派往广西南宁第四中学教数学。“此前的中学6年时光,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物理化学,每天学的是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其中至少1/3的时间用在农村、工厂的实线锻炼中。插队完了,中学的基础也基本就完了。”被“赶鸭子上架”的汤敏,只能边自学,边教学生。教学的需要、为人师表的示范作用,激发了他对学习的渴望。

    但在当时,汤敏告诉记者,“我的理想很单纯,就是想把老师当好,把班上学生的成绩带起来,还有就是多读点书。”

    一个月备战高考

    1977年10月,报上刊载了“恢复高考”的信息轰动了全国,也触动了身处广西南宁中学课堂的汤敏。“当时没有想太多改变命运之类的问题,中学教师在当时还是很不错的,只是觉得这是机会,能多读点书,能重圆大学梦。”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备考。

    但是困难一点都不少。“一是考生多竞争激烈,十年的考生同台竞争;二是年龄大属背水一战,按照广西第一年的规定,25岁以下考生才有资格进考场,这意味着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三是底子薄,从没学过物理化学,但却要在考场上技压群雄,语文、政治根本没法复习,只能靠日常积累和临场发挥;四是复习时间短,身兼工作重担,距离考试只有一个月,只能深夜挑灯夜读。”如今回想起这些,汤敏说:“太不容易了。”

    “当时确实是一点把握也没有,既然数学比较擅长,专业就选了数学。”高考之前的报考,汤敏在不多的几所有数学专业的院校中挑中了武汉大学,这当中的另一个原因是,著名作家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破解世界级数学难题的描述,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科学钻研的热潮。在“文革”中被批判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终于再次赢得社会的尊重。“这对当时的我有着莫大的鼓励,家人也无一例外支持我报考。”

    77级高考并没公布成绩,所以直到最后汤敏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元旦前后,汤敏当时正在学校给学生们上课,邮递员赶来说,“有封信,是武汉寄来的。”接过信封一看,“我考中了,是武汉大学数学系。”

   人物传奇

    同事当考官 学生是考友

    尽管事隔30年,但汤敏依然清晰记得30年前那场改变他命运走向的考试。他甚至记得30年前考场的景象。“南宁四中考场,就是我教书的那个课室,一切都是那么巧合。”然而除了巧合外,让汤敏多少有些尴尬的是,“监考老师都是中学的同事,同一考场当中有不少是自己一手培养的学生。”

    “77级的高考卷子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大家对科目都相对陌生。”这也是汤敏天分的第一次展示,他记得当时几乎每一科他都是第一个交卷,从学校一路回家,汤敏心情特别舒畅。

    同学最大30岁 最小14岁

    由于武汉大学的数学系比较出名,“据说当年报考武汉大学的理科考生,有一半都是报数学系”。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学分制的大学,跨学科选课是学校的特点,修满学分即可毕业。

    77级的同学年龄相对较大,最大的30岁,最小的14岁(当时在校生也可报考,但比例小),所以学生都会根据社会需要来选读,很少人死读书,大家纷纷选择了将来就业方向的课程,说是在数学系,其实包括汤敏在内,很多人学的却是经济方面的课程。

    汤敏的头衔包括: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原亚洲银行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经济50人论坛成员。很少人知道这位闻名中国的经济学家,当年只是一个平凡的中学教师,30年前,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30年后,他推动了中国高考改革。他的一纸“扩招”谏言率先拉开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大幕,也正因为这样,这位人称“扩招之父”的经济学家在高教改革的议论纷纷中毁誉参半。

    面对面

    我不赞同教育市场化的提法

    对于经济学界的汤敏,不少教育界人士很熟悉,因为他作为高校扩招的首位成功谏言者,被冠名以“中国高校扩招之父”、“教育市场化的倡导者”,不过他并不认同第二个称呼。

    2002年至今,每当大学生就业难、穷学生上学难、高校收费高等问题暴露时,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位“扩招之父”。

  评价后扩招时代的问题

    “我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执行”

    记者:1998年中国高校扩招首年,因扩招谏言被采纳,你随后被冠以“扩招之父”,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当时为何想到谏言扩招?

    汤敏:当时我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寄了一封信,大致陈述了5个理由支持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当时菲律宾31%,泰国37%,印度8%;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记者:如今大学生就业难,高校收费过高都成了为人诟病的社会问题,当初建议扩招时有无考虑到这些因素?

    汤敏:现状与当时的提议是有距离的,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首先,我的建议是3年扩一倍,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第二,关于助学政策的配合,助学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显然在过去没有得到重视;第三,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在高校扩招的同时,教育改革没有跟上,造成高校毕业学子非社会所需人才,这在我看来是造成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最核心问题所在;第四,我主张好学校多扩,差学校少扩,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

  驳斥大学生无用论:

    “大学教育是高回报率的长期投资”

    记者:1998年,一部分人因扩招,幸运地成为大学生,然而四年梦醒后,当大学生坠入就业竞争的汪洋大海时,他们往往又痛陈扩招之弊。

    汤敏: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扩招及可能伴生的短期就业难问题,不可能依靠一次改革而解决所有问题,青年人上大学除了就业的需要,还有更为长远的国民素质提高和社会发展长期目标的考虑。

    记者:大学生过剩了吗,就业难的问题究竟症结在哪?

    汤敏:就目前教育模式下培养的学生来说,可能是过剩的,但如果改进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就可能不过剩。归根结底,就业难在于教育训练的学生并非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最近在广东调研期间,很多企业反映不是人才过剩,而是人才缺乏。中国教育改革的滞后性是问题的关键,中国迫切需要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精英式大学。

    记者:面临就业难,有人提出了大学无用论,作为经济学家,你是否认为这项投资的回报率太低?

    汤敏:10年之后,我们再回首看这个问题,没上过大学和受过高等教育层次区分将很明朗。大学教育必然是一个长期回报,也许在起点时期,大学生的起薪不高,但大学生收入的发展很快,因为他有高等教育的基础,这些会带给他财富效应增长模式与普通人群的很大差异。

  回应扩招争议:

    “不后悔谏言扩招认为利大于弊”

    记者:除了“扩招之父”,外界常因你曾在扩大内需谏言中主张教育市场化,而称你为教育市场化的倡导者。

    汤敏:我并不赞同教育市场化的提法,这是一个伪命题。什么是市场化,过去兜里没钱,不交钱就不是市场化,现在兜里有钱,交钱就成了市场化,生活水平在提高,教育的属性也会发生变化。

    记者:自1998年以来,扩招的谏言在带给你赞誉的同时,也在随后问题显现时,让你置身争议之中,你后悔吗?

    汤敏:我始终相信扩招是利大于弊,并不是扩招的方向错了,也不是教育与市场相结合错了,恰恰是过去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政府职能转变还没到位,改革还不够完善造成的。如果等教育改革完善了再扩招就太晚了,大学实际上首先就是一个敲门砖,有了这个敲门砖,你就比别人高一个台阶。

    谏言高教改革:

    “职业教育应被引入大学”

    记者:作为恢复高考首年的大学生,高等教育改革的参与者,你如何评价当前教育改革的形势?

    汤敏:中国处于教育改革的关键时刻,经过扩招大学生数量不成问题,关键是质量。如果只是控制高等教育规模,缩小招生人数,那么等同于倒退到历史的起点,并不能解决根本上教育改革要与社会需求衔接的核心问题。

    记者:对于未来高等教育改革,你有什么新的建议?

    汤敏:中国的教育必须是多元化,适应市场需求的,首先,职业教育必须融入大学教育的课堂,这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有很大帮助。

    第二,目前国家办教育过于单一化,公办教育比例过高,中国达到90%,如此大比例需要庞大的国家财政予以支撑,必然会导致高校收费水涨船高。

    第三,在高等教育的内容上也需要调整,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应得到扶持,社会实践应该得到重视。(驻京记者 柳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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